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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是汉简最早发现之地，居延（金关）、敦煌、悬泉、武威等地先后发现的汉代书籍现已有五万多枚，仅肩水金关汉简就有一万一千五百余枚。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汉简也有近万枚之多。这些书籍的发现，让咱们见到了晋唐时人没见过的书迹，可以对草书的呈现及演化进程有了比较清楚的知道，也能对唐代书论中的一些过错予以纠正。像怎么知道“汉兴有草书”、今草和章草呈现的时刻等问题，都可以根据出土书籍作出一个较晋唐人更挨近书法史实践的判别。但咱们也有必要清醒地知道到，尽管现已出土的汉简数量不可谓不多，但仍然难以反映整个汉代的书法全貌，咱们只可以从现在见到的材料，去窥伺书体演化的轨道。等待有更多出土文献的发现，让咱们对汉代书体演化有愈加明晰全面的知道。

  刘绍刚，又署少刚，男，1958年生，山东济南人。1978年2月至1982年2月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8月至198 9年8月就读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师从蒋维崧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我国文化遗产研讨院古文献研讨室（文化部古文献研讨室前身）副研讨馆员、研讨馆员、古文献研讨室主任。兼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我国艺术研讨院·我国篆刻艺术院研讨员。2020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讨与维护中心研讨员。主要是做出土书籍帛书的收拾研讨与书法艺术史的研讨工作。《出土文献研讨》主编、《出土文献》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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