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位农妇，因为咒骂毛主席，被边区保卫部门抓走，并判处死刑。毛主席得知事情原委后，亲自为农妇翻案，救下了她；二是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动员令，在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有效解决了边区军民的物资紧缺难题，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1年6月，在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雷击事件：
6月上旬的一天，边区政府正在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食工作。突然雷电交加，一个霹雳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击身亡，相距不远处，一位农民拴在附近的一头小毛驴也遭雷击死亡。
消息传出，人们议论纷纷，那位失去毛驴的农民更是心痛不已，特别是边区政府最近正在开展征粮工作，骤然间失去了耕作、运输的主要工具，他便把一肚子怒气发泄在了边区政府身上，逢人便说：老天爷霹死了李县长，为啥不把一块霹死？
保卫部门听说有人咒骂毛主席后，马上报告了边区政府，要求把这位农民逮捕，以反动罪严肃惩处，杀一儆百。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马上派警卫员去阻止保卫部门的行动，并说：群众受到损失，气头上发发牢骚，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几句过激的言行，就打击压制，易引起干群关系紧张对立。
边区农民伍兰花一家六口，婆婆瘫痪在床，丈夫有些痴呆，家中还有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紧巴。村干部多次催缴公粮，伍兰花始终没缴纳。为完成政府安排的征缴任务，村干部只好请求乡干部上门帮助动员催缴。
乡、村两级干部上门后，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做工作，动员伍兰花一家赶快缴上公粮，但伍兰花一声不吭，只顾坐着炕沿低头纳鞋底。村干部实在没招了，就一把夺过她手上的鞋底，扔到地上说：人家乡里的干部跑了十几里路来动员，你到底缴还是不缴？
伍兰花见村干部动手扔掉了她的鞋底，一股怒火冲上脑门，呼地一下从炕沿跳下来，满脸怒气地说：缴缴缴，缴了我们一家六口就等死！
说罢，气呼呼地钻进地窖，拎出一小口袋粮食，扔到门口，声音颤抖地吼道：都拿去吧，这是我们全家人一年的口粮！
乡村干部看到伍兰花从地窖里拿出了粮食，顾不得多想，拎起袋子就要走。伍兰花见他们真的要把自家仅剩的一点口粮带走，情急之下边哭边骂：老天啊，没了口粮我们一家怎么活啊！和政府真是黑啊！
咋不敢？不光骂，我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子打雷，咋不把他劈死哩······
乡、村干部见伍兰花公然咒骂毛主席，于是七手八脚将她捆起来，扭送到政府保卫部门看押起来。
经过层层上报，很快给伍兰花定下了反对、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执行枪毙。
当时，边区中央有一个内部刊物，每天送给中央首长看，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将《情况通报》送来后，毛主席认真地看了伍兰花的通报，发现她是因为咒骂自己而被判了死罪，不由得想起了不久前因雷击失去毛驴那位农民咒骂他的事，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决定弄清事情原委。
当晚，他叫来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让他亲自将伍兰花带到办公室，他要亲自过问、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伍兰花被带来后，虽然低头不语，但脸上的明显充满了怨气。你为何需要骂我，让雷公霹死我呢？毛主席微笑着问。
一听这话，伍兰花知道对面站着的，就是毛主席。她慢慢抬起头来，紧张中带着几分怨恨和绝望，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犹豫了。
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毛主席亲自给她倒了一杯水，端到眼前，风趣地说：我这个脑壳可值钱哩，想要它，不惜用大洋、大炮；你比他们还厉害，要用雷公。不过，主席顿了顿，用和蔼的语气说，想要我的脑壳，总得给出一个道理来嘛！
伍兰花见主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厉，索性壮了胆子，两眼盯着毛主席说：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我们一家人也活不下去了！
毛主席听到伍兰花说一家人活不下去了，知道事有出因，就认真地问道：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作主。
伍兰花于是就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因为受灾缴不上公粮，以及情急之下骂了和毛主席的话都说了出来，并说村里因征粮负担过重、生活困苦不堪的村民不止她一家。
毛主席听后，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什么话也没说，就大步走出了窑洞。
一直站在门外的钱益民见主席生气地出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悄悄跟在主席后面。
走了一会儿，主席突然停下脚步，扭头问钱益民：益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钱益民摸了摸头，有点迟疑地说：可能是希望我长大了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吧？
对喽，主席点了点头，连一个老父亲都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何况我们一个政党呢？停顿片刻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马上派人把伍兰花送回去。看到钱益民不解的目光，他接着说：她是个苦命人，敢讲真话，讲得有道理，是个为我们提意见的好人。送她的时候，带着公文，和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对她的困难，给予照顾。
第二天，主席又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不做调查，就随便抓人、定罪，这是的做派嘛！人家虽然骂我，但骂得有道理呀！
伍兰花被送回家后，毛主席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伍兰花说的公粮食负担过重问题一直压在他心头。几天后，他给社会调查部和西北局宣传部下达指令：深入农村，调查延安群众的负担、自然灾害情况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形成报告尽快上报。
两个月后，两份调查报告呈报到了的案头：一份是来自张家村乡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1941年，张家村乡的农民负担虽然比革命前的1934年大幅度减少，但抗战爆发后，随着政府收缴公粮数额的增加，群众的负担逐年加重。1938年，征收公粮1万石；1939年，征收5万石；1940年，征收9万石；1941年，征收21万石。
在另一份关于自然灾害的报告中，上面有遭受雹灾、旱灾、瘟疫等详情，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陕甘宁边区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受灾面积43万亩，损失粮食23.6万石（每石300斤），受灾人口51.5万人；仅盘龙一区，就有5万多人因瘟疫而丧生。当地群众生活极为艰难，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
一面是灾害不断，一面是群众负担连年加重，边区农民的生活可想而知。接连出现的两起咒骂主席事件，虽是老百姓的一时激愤之词，但反映了边区百姓因负担过重对和政府的不满和怨气，影响的是党群、干群关系和党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这样下去，就会失去民心。
但另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当时边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极度紧张，个别地方甚至会出现恐慌现象。后来回忆当时面临的困境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基本上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1937年抗战爆发后，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队和边区政府的财政供给主要分三部分：
一是国民政府拔发部分军饷，二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这两部分约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三是边区的工商业税收和农民摊缴公粮。
国共联合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虽然时有拖欠，但总得来说，基本能够遵守协议，发放军饷。加上各界捐款和边区政府的少量税收、行政性收费、征缴公粮等，边区政府财政收入基本能维持日常开支，有时还略有结余。
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借机开展大规模的清共断供，不时制造摩擦、对边区进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
军事上，1940年蒋介石先后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部队（最高时多达50万），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对边区的五道包围封锁线。
经济上，军队在进出边区的各个路口，修碉堡，设哨卡，严密监控，切断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既严禁边区的农副产品外运，又禁止国统区的物资进入边区，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和金融稳定，边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外援运输被完全切断。
皖南事变后，又全部停发了给军队的军饷，同时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因封锁而停止汇兑了。
以上因素导致边区政府收入锐减。与此同时，边区的开支却慢慢的变大。为什么呢？因为脱产人员越来越多。
为了防止军队伺机进攻边区，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导致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从1939年起直线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1.4万人，1938年亦仅1.6万人。1941年边区脱产人员达到7.3万人。脱产人员猛增，必然导致边区财政支出大幅度的增加。
而在国民政府停发军饷、实施经济贸易封锁、切断外援支持的情况下，边区政府维持运转，只能靠自力更生搞生产和逐年增加农民公粮摊缴数额。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从1940年开始，陕甘宁边区接连遭受旱涝风雹和瘟疫等灾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还要负担大幅增加的公粮任务，自然就会对边区政府不满。
面对桌上的两份报告，忧心忡忡，一只接一只地吸烟，他久久地思考着，该怎样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呢？
1938年，面对日军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围剿，边区政府常常会出现粮食、物资不足现象。为了改善边区党政军人员的衣食问题，边区政府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运动，组织部分留守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自己动手，开展农副业生产，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做鞋制衣等，较好地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条件。
这一做法受到了的肯定。他多次要求边区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并在1939年1月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但由于当时党内外都会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再加上国民政府拨款和外部援助接连不断，边区财政尚能正常运作，导致当时的生产运动开展得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轰轰烈烈。
尽管如此，边区的生产运动还是收到了一定成效。据统计， 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畜牧业数量都有较大增长。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
现在，面对顽固派的经济、军事封锁，边区的财政状况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解决边区人民的衣食危机，唯有全民动员，发展生产，自力更生。
不久，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边区党、政、军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动员边区人民人人参加生产，自力更生，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震撼世界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抗战时期边区政府的财政危机，粉碎了日寇和顽固派企图困死饿死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美梦。
据统计，开展大生产运动后， 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边区政府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边区许多部队的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而且使解放区渡过了最艰难的物资匮乏时期，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更为我们留下了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这是带领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宝贵经验和财富。
（参考资料：《陕甘宁边区史》《炎黄春秋》《延安党建》《中国名人轶事录》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