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之美，在于山水之灵，亦在于人文之盛。历史上不少名人雅士曾来此任职、游历或定居，宋代更是如此，他们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或隐居山林、寄情山水，描绘了绚丽多姿的古城画卷。
福州为何被称为“榕城”？这主要源于福州市树——总数超过16万株的榕树。目前，市区古树名木中，也有一半是树。特别是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里的“榕树王”，相传由北宋福州知州张伯玉倡导植榕时所栽，已经950多岁了，其围径10米，树高20多米，冠幅1330平方米，形似山峰。
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张伯玉任福州知州，他发现此地入夏酷热难耐，而榕树可御灾遮阴，于是号召百姓都来种植榕树，还颁发政令“编户植榕”，榕树种植随之蔚然成风。
遗憾的是，4年后，张伯玉便溘然离世。不过，榕树在福州已“绿荫满城，暑不张盖”。继任知州程师孟也赞同并倡导植榕，还诗赞前任“市长”：
意思是说，真心实意为百姓谋福利的人，自然不会被忘记。今日福州，榕树满城。在闽江公园北园内，矗立着一尊张伯玉植的纪念雕像。的确，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先人的功绩不仅要铭记，更要发扬，这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吗？
其实，比张伯玉早20年任福州知州的蔡襄，就开始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提起蔡襄，可谓大名鼎鼎，书法史上有一公案就牵扯到他。他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代表了宋代的书法风格和最高成就。正如北京大学教授、狂草书家李志敏所评价：“蔡的高古、苏的奇气、黄的豪劲、米的沉着痛快，成就了宋之尚意书风。”但明清以来，一直有的人觉得“宋四家”中的“蔡”，原本不是蔡襄，而是蔡京。因后者品性为人所不齿，故而替换，不过蔡襄的书法造诣却无人质疑。殊不知，与其“书名”相当，他的“官声”也被人传颂。
蔡襄两知福州，甫一上任，他就倡议发动百姓在福州至泉州、漳州700余里的大道两旁栽植松树（有的人觉得，此为当地百姓叫法，实为榕树），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阴。当地民谣歌颂道：“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植绿之余，蔡襄还留给福州人民一份珍贵礼物——荔枝。荔枝原产于广东，欧阳修曾写下“五岭麦秋残，荔子初丹。绛纱囊里水晶丸”来赞美它，杨万里也曾留下“飞来岭外荔枝梢，绛衣朱裳红锦包”的《荔枝歌》，苏轼更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可见，古人对荔枝的喜爱，甚是热烈，蔡襄也是其中之一，他鼓励扩植荔枝，并作《荔枝谱》，该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果艺栽培学专著。当时福州出产的“荔枝干”不仅是贡品，还远销新罗、琉球、大食等地，“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
除了鲜美的荔枝，福州还有“中国春天的味道”——茉莉花茶。蔡襄在任时每年都上山手植茉莉，曾赋诗:“团团末利丛，繁香暑中拆。”到清中期，福州已变成全球最著名的“茶港”，中国1/3 茶叶由此出口，茉莉花茶则成为“销冠”，有“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美誉。
任职期间，蔡襄的德政不胜细数——修复古五塘，灌溉稻田；拓宽晋安河，打通第一条贯穿城区和郊区的南北“大运河”；疏浚西湖并疏导城内河道，构成四通八达的水网。在福州历史上，他第一次将内河与闽江连接起来，不但解决了城市供水、防火、防涝、污水处理等问题，还促进了水路运输和水产养殖。
“三山骨，闽水魂，榕树根。”当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不只藏于古建城迹，也蕴于草木之间，那是何等鲜活，何等生机盎然！
如今，朋友圈的兴起使我们大家可以随时分享喜怒哀乐，让情感跨越时空的界限。可在没有社会化媒体的宋代，文人墨客游山玩水兴致之余，又如何抒发自己的情感呢？这在福州的摩崖石刻中，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乌山西北坡高崖上，有一个字径约4.25 米的巨大摩崖榜书“福”字。左边落款镌刻“晦翁”，即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号。据《乌石山志》载：“在双峰梦下，宋朱文公楷书福字丈余，镌石。”与之相呼应，鼓山灵源洞蹴鳌桥下的西壁上也留有朱熹的“寿”字题刻，此字为楷书，字迹刚劲敦厚。之所以刻在桥下隐蔽处是取“藏寿”之意，谐音“长寿”。
朱熹在鼓山还留下了“淳熙丁未（1187年）”题记，怀念前任福州知州赵汝愚。4年后，再任福州知州的赵汝愚看到朱熹题刻，不禁感慨赋诗：
这首诗抒发了他在多年政治生涯中壮志未酬的惆怅心情和对朱熹等故友的思念之情，历来被推为鼓山之绝唱。后来，朱熹又将故友诗中的“天风海涛”四字刻于鼓山绝顶峰，并注“晦翁为子直（即赵汝愚）书”。古人之间的交往不似现在这样方便，两人以石刻“留言”，隔空对话交流，是属于文人的妙趣。
福州的摩崖石刻主要集中于鼓山、乌山、于山等地，字体囊括篆、隶、楷、行、草。目前五城区（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内的摩崖石刻总数有1520余段，包括198段宋代摩崖石刻。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的篆书《般若台铭》亦刻在乌山之上，高约5米、宽约2米，字迹饱含苍劲挺拔之力、婉转通畅之气，可谓八闽碑林之瑰宝。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曾为其作《草堂集序》。李白临终前，将自己的诗文草稿托付于李阳冰，也正因如此，相当一部分脍炙人口的诗作才得以流传至今。
福州宋代摩崖石刻的题写者，既有官吏，亦有学者。他们寄望于借助石头坚硬的质地，抵抗岁月的侵蚀和风雨的吹打，让自己的所悟所为穿越古今，被人铭记。这些石刻真实记录了古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是弥足珍贵的文物史料。
南宋末年，福州仓山区林浦村曾上演过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可叹的历史大戏，“脚本”就在村中遗迹泰山宫里。
泰山宫见证了一个王朝的余晖。时间回到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攻破临安，宋恭帝被俘，皇族南奔。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及大臣、将士，在林浦古码头绍岐磹登陆，建立行宫“平山堂”。年仅8岁的赵昰被陆秀夫等拥立为帝，史称宋端宗。文天祥前来投奔，复任右丞相，辅助抗元。然而，大势已没有办法挽回，元兵攻破福州，皇族再往南逃。11岁的端宗惊悸而亡，7岁的赵昺即位。祥兴二年（1279年），其在丞相陆秀夫的带领下，来到了王朝的最后一站——广东崖山。
厌倦了不断逃亡的南宋军民，决定在此背水一战。他们烧毁了岸上的建筑，准备大小船只千余艘，与元军在海上展开激战，但陷入绝境、腹背受敌的宋军很快战败。相传，陆秀夫在突围无望时，对宋怀宗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己甚，陛下不可再辱。”而赵昺答道：“十万军民共赴国难，国家将亡，朕虽小，亦不愿苟活于世！”这段君臣间最后的对话已不可考，但史书记载，陆秀夫背起小皇帝跳海殉国，宋这一沐浴过荣光，忍受过屈辱，缔造灿烂文华又在历史洪流中一次次奋起挣扎的王朝迎来落日。虽结局可叹，但末世里君臣二人所展现的忠贞不屈和视死如归传颂至今。
由于南宋军队撤离林浦时，曾开仓济民，当地百姓为感恩和纪念他们，将平山堂改作社庙，为避元廷猜忌，所祀神像均以神代人。明代社庙重建，复称为宫，冠以“泰山”二字，称“泰山宫”。
泰山宫由正殿、大王殿（即总管殿）及天后宫三部分所组成，历经修葺。正殿门亭建在高台上，亭顶藻井华丽，饰有丹凤朝阳和双龙戏珠图案，隐约透露着异于世俗的尊贵气象。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五柱，前设戏台，左右厢楼，斗拱藻井繁复绮丽，雕梁画栋蔚为壮观。
宫庙两侧尚留辕门，庙前有平埕，是当时的校场，据传文天祥曾在此登台演兵。校场两侧各有一棵古榕树，为宋代栽种，但周围石栏上刻的已是元代纪年。透过门举目眺望，不远处的九曲山早已不复当年铁马金戈的模样。摩挲着宫庙前沧桑的石栏，不禁陷入怀古的幽思之中，既敬服王朝更迭之际南宋臣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勇和壮烈，也扼腕在弱肉强食的年代，富而不强的国家不啻待宰的肥羊。
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有忠勇之士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家国情怀，同时作为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的强大精神动力。
（摘自《天下宋城——千年文脉溯源及嬗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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