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为了对付敌人连续不断的“清剿”一，为了开辟和建设根据地，部队经常分散游击、互相配合，有时则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建立最早的一块根据地，也是我们二纵队经常活动并长时间坚持的地区。这里记述的，仅仅是我们二纵队在浙西南第一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坚持斗争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蒋介石调集七、八万军队，向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在这以前，遂昌县的王村口，松阳县的玉岩、安岱后等地和龙泉县的住溪，都已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我们二纵队的政委洪家云，兼任王村口苏维埃政府主席，“龙(泉)浦(城)县委书记方志富(又名张云龙)和陈凤鸣(陈凤山)，分别担任住溪、玉岩苏维埃政府主席，其他委员由群众提名推荐。各村也相应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农民查田插标、分地分青苗，搞得热火朝天。浙西南的革命形势蒸蒸日上，使得敌人大为震惊，于是他们就象疯狗一样扑了过来。这时，挺进师政委会为了保存力量和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就地坚持外，其余主力部队向龙泉河以南出击。
留在浙西南的部队，有二纵队第六支队和五纵队，由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和师参谋长王永瑞率领，在当地农民游击队配合下坚持反“围剿”斗争。兵力部署是:以六支队坚守住溪、王村口一线，以五纵队坚守松(阳)遂(昌)龙(泉)的玉岩、安岱后、小吉、枫坪、斗潭一线。当时，面对强敌压境，无论是兵力和武器装备，我们都处于绝对劣势。但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还控制了有利地形。为了争取时间安置好主力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各地组织广大群众不分昼夜地砍伐、设置鹿砦，封锁大小要道，并组织农民游击队在主要道路上阻击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
我们红军配合农民游击队，预伏在路旁的树林中，遇敌经过就放冷枪，打了就跑。这给敌人以很大威胁。因此，敌人每到一地，就在大小路两旁放火烧山，可见敌人的凶残。从当时敌我双方的真实的情况看，我们是不宜坚守一地、死拚硬打的。
但是，由于为当时的详细情况所迫，我们不得已这样做。尽管伤亡很大，尤其是坚守王村口和住溪两个碉堡的战斗，打得更为残酷，但们都表现得非常顽强。二纵队政委洪家云率领六支队的一个大队共三十多人，坚守着王村口河对面的碉堡，顽强地阻击了三天三夜，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人不得不调来小钢炮，把碉堡轰垮。在这种情况下，洪政委只得指挥们转移阵地，继续战斗。在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下，大队长(横丰人)当场牺牲。最后，洪政委率领剩下的撤出战斗。六支队支队长崇安佬、政委王春华和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坚守在住溪碉堡中，也打得十分艰苦。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支队长崇安佬和县委书记方志富都身先士卒，英勇抗击敌人，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最后，支队政委王春华带着剩下的与洪家云政委在青龙源会合。
王村口、住溪战斗以后，在战斗中失去与上级联系的，走散到七、八个地区的战士(其中有原来坚守玉岩、安岱后一带的第五纵队的战士)，听说洪家云等已转移到龙(泉)、浦(城)边境一带的老区，便陆陆续续地来到龙泉的碧碧、青龙源、口岭头和浦城的毛洋、兰花蓬、金竹岗等地。他们在洪家云、王春华的带领下，集中到一起，连同先期到达的战士，共有三十多人。这一带地方，有很多群众熟悉洪政委，战士们也熟悉当地群众，军民之间有深厚的情谊。当时，敌人正在加紧“围剿”，实行移民并村和烧杀政策，强迫群众搬进敌据点或据点周围一、二里的村子居住，又在各处修筑了大量碉堡工事，把住溪、碧碧、毛样、福青山(庙)、浦城坑、金鸡岩一带，围了个水泄不通。显然，敌人是企图以此割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活活地把我们饿死。但群众不顾敌人的威胁，仍然千方百计上山支援红军。源头山有个叫老大的，他一家人被强迫搬进敌人的白岩据点。但他为了援助红军，特地向伪保长请假，说是上山看守包萝。他一回到山上的草篷，就为我们磨包萝粉，给分散隐蔽在森林里的送饭。一天，伪保长带兵搜山，发现老大草篷里的蒸笼蒸过包萝饭，就把他带回据点严刑拷打，但没能得到半点口供，最后竟把他杀害了。
从此，敌人对群众的封锁变得更严酷，我们的生活也就更加艰苦了。敌人不管下雨、下雪，都要来搜山、烧山、烧篷、烧房子，寻找我们的脚印。我们只可以采摘野菜、野果子充饥。有时借敌人烧山、烧篷的余火，烤点青包萝、苦菜、萝卜吃。转眼间，进入寒冬，山上的包萝、萝卜都收割运下山了，野菜也枯死了，只能挖点萝卜下脚啃啃，有时甚至与貂鼠争食。
由于很久吃不到食物，们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一天，大家躺在那儿哼顺口溜:“身无冬衣夜无被，日无粮食饿肚皮，野草萝卜来充饥。敌人‘清剿’消灭我，同你一命拚一命，打死你一个不亏本，打死你两个赚一个……”洪政委听到们的哼声，坐起来找王春华商量说:“我们肯定得想办法突围出去，找到部队才好。”老王说:“突围是一定要突围的，可现在们的体力更加支持不了呀。”大家一听说要突围，劲头就来了。有的说:“走不动的由我来背，总不能饿死在这里。”看到们的决心很大，洪政委下了转移的命令，并说:“先找饭吃，吃饱肚子，再突围出去。”于是，我们翻过一座山，在一户上山收包萝的老乡家里搞了一顿包萝糊吃。正准备带点包萝饭和包萝粉，在天亮前上山隐蔽，不料遭到了驻碧砻的敌人的袭击。王春华为掩护部队撤退，光荣牺牲。经过这一挫折后，我们采取了新的办法:把部队分成两个班行动，白天隐蔽在靠近敌人据点的山头上，夜间到一个约定的地方集中。于是我们一班八、九个，就摸到西坑、黄皮番敌人据点之间的山头上隐蔽起来。有一天，发现西坑据点的两个士兵往黄皮香碉堡送饭，哎，这是一个找饭吃的好机会。
晚上，我们回到洪政委身边，向他请示，是不是能够截敌人的饭吃?他当即决定:“截饭”。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趁着雾气弥漫，我们在敌人送饭必经的道路上设了埋伏。果然，两个敌人挑着饭菜和开水，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岭上爬来了。我们看得真切，突然跃出去，大喝一声:“不准动!”抓住了俘虏，挑回了饭菜。洪政委见了，高兴地说:“很久以来我们没吃到白米饭和猪肉了，今天大家多吃点，再让身体差的带上一点，吃饱了就转移。”当晚，我们摸了一夜，到了金竹岗的山岗上。我们原打算在这一带(属浦城县)住三、四天，等着向毛样来的们打听消息，进一步了解敌情，以便确定突围方向。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带的山篷还没有被烧掉，下雨下雪可以住一下，如果再能弄到一点粮食，那就更好了。但是刚住两天，敌人就来搜山，哨兵开了枪，掩护大家撤退。撤退中，有两个身体差的在路上支持不住，不幸失足滚下山去，牺牲了。
由于我们开始时与敌人周旋无经验，吃了不少亏。如在敌人“围剿”正猖狂的时候，我们就急急忙忙地组织突围，这里突不出，碰了壁，又往那里去碰钉子，结果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在敌人搜山、烧山时，又不注意隐蔽，而是开枪阻击，以掩护部队转移，结果也吃了亏。后来我们才察觉，敌人搜山、烧山时，一般是不敢进到森林里来的，我们大家可以按兵不动。敌人在山脚放火烧山时，我们如觉得有必要，就从中间放火烧出去，这样，我们就比较安全。这就叫做“吃一堑，长一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们二纵队第六支队的部分，在洪家云政委带领下，乘敌人正规军与省保安队换防的空隙，突出重围，到达江山、遂昌边境的胡岱口、邱坑口。途中曾与周公源和举淤口的反动地主武装遭遇，又牺牲了两位和一个带路的老乡。这样，到达邱坑口时，我们只剩下十二、三人了。
邱坑口一带是我们二纵队的老游击区，过去我们曾在这里寄放过伤员，那时洪政委改姓廖，此地群众都叫他“老廖”，对纵队长李重才叫“老李”。我们一到这里，洪政委就去敲一户大伯的门，说:“我是老廖，是来找二纵队老李的，你听说他到啥地方去了吗?”大伯开了门，没有立即回答，却问:“老总，你们吃过饭了吗?”洪政委发觉大伯对我们有怀疑，就老实相告说:“我们一天都没有吃饭了，要搞饭吃。”大伯一面叫他家里的人做包萝糊，一面向里屋走去。当我们正吃着包萝糊时，二纵队的两个伤员从里屋出来了。原来反“围剿”刚开始时，李重才奉命率二纵队第四支队向浦城、江山方向转移。他们经过艰苦转战，已到达了江遂边境地区，把这两位伤员寄放在大伯家里。大伯见我们同两位伤员一见如故，说:“是自己人就好了。你们吃过饭先到后面山篷里去休息，中饭叫我儿子送来。”饭后，我们和伤员就照老人家的吩咐到后面山篷里休息去了。洪政委请他找个人去找纵队部的老李(重才)联系。大伯一口应允说:“我自己去。”洪政委问他:“你年纪大，天又冷，能去吗?”大伯说:“能去。年轻人毛手毛脚的，我还不放心呢。”这情景，实在太叫人感动了。
第二天晚上，大伯领来了纵队部的一个侦察员，又带来了李重才纵队长的信。当晚，我们就与李重才、余龙贵等在遂昌县陆坑源胜利会合了。们看到洪政委回来，都争先恐后地向他问长问短。那种高兴、激动的心情真的是没办法形容。李纵队长对大家说:“洪政委带回六支队的与我们会师，证明我们已战胜了超过我们几十倍兵力的正规军，的‘围剿’失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红军有千百万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是不可战胜的。”
洪家云、李重才、余龙贵等当晚就召开会议，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我是纵队部的文书，也参加旁听。开始时，他们各自谈了分散行动以来的情况。当讲到今后的任务时，李纵队长说:“部队经敌人长期‘围剿’和多次袭击，丢失了重机枪，至今还有十来个下落不明，现在只剩下五、六十个人，一挺轻机枪。不过，们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就是子弹太少。
大家都为此发愁呢!没有子弹怎么打仗呀?”洪政委说:“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要鼓励们增强胜利的信心。这一带的群众很好，只要我们做好宣传工作，也许能在群众中搜集到一些子弹。下一步，我们就在这一带重建游击根据地F这里的群众曾参加过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年)的农民暴动，对红军有很深的感情，周村(属江山县)那一带，原来就是闽北广浦独立营活动的游击区。两大山脉(邱坑源的山脉与江山、浦城交界的大阳山)相连，是一块很大的地区。这里的缺点在于离敌人的据点近了一些。但只要我们把举淤口的反动地主武装吃掉，其余的地主武装就只能守他的土围子，不敢出来捣乱了。”大家都同意政委的意见，决定重新创建这块游击根据地。
以后，我们第二纵队就活跃在以遂昌县胡岱口和江山县周村为中心的这一块地区。我们每到一地，头一件事就是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群众称和红军是人民的救星，听到我们要收买子弹，用来打反动派，有的当场就回家拿来了，而且一定别钱。有的还托亲访友让我们收买子弹和手榴弹。其中竟有把整箱的机和手榴弹抬来送给我们的。为什么这一带有这么多的子弹呢?原来一九三四年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周村后，跟踪我们的军队在周村一带宿营，士兵们为了减轻负担，把整排的子弹和手榴弹丢掉，老百姓就把它们收藏起来。这一来，我们的弹药得到了补充，们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了。因此，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等研究决定:首先打掉举淤口据点。因为这个据点里的敌人最反动，当地群众早已恨之入骨。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布置，我们一举攻下了这个据点，活捉了罪恶累累的乡队副和乡长。当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他们的罪行，并根据群众的要求，将他们就地处决。群众拍手称快，都说红军为民除了害。
拔除了这个据点后，敌各县基干队胆战心惊。我们决定乘胜前进，奔袭江山县峡口区公所(也可能是峡口区所属的乡公所，但在我的记纪中是区公所)，目的之一是为了搞到一些报纸，从中了解刘、粟两首长在哪里活动。峡口一仗打得很好，全歼区自卫队的一个班。接着，又在群众大会上当场烧了区公所的全部文书档案，并把地主的粮食、衣物分发给群众。群众扬眉吐气，都说红军烧得好，以后不用交苛捐杂税了。当晚，我们撤出峡口镇，带回不少的《东南日报》。洪政委把这些旧报纸翻了好久，终于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刘、粟两首长袭击大峃(今属文成县)、三溪等镇的消息。他立即向战士们传达了这个好消息，们听了个个精神振奋，真好比孩子得到母亲的信息一样的高兴。
打下峡口后，我们倒希望敌人把这一战事登报，一来可以让人看到红军还在，揭穿反动派宣传的所谓红军已被消灭的谰言，二来也可以让刘、粟两首长明白我们二纵队仍在江、衙一带活动。接连几次战斗的胜利，振奋了当地群众。有的报名要求参加红军。有的地方自动组织起农民游击队，要求我们红军派人去，领导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有的地方，还建立和恢复了党的组织。但是，反动派及当地的土豪劣绅，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正积极策划，准备向革命人民反扑过来。
一九三六年四月，反动派纠集江(山)浦(城)遂(昌)三县反动武装，配合正规军四个团以上的兵力，对我们根据地—胡岱口、陆坑源、周村、东坑一带进行“围剿”。
当时我们的队伍虽已发展到一百多人，但终究是敌我力量悬殊。敌以一个营的兵力紧追不放，我被迫战斗，稍有损失。部队在向大阳山转移途中，得知遂昌县的观音岩到了敌人一个团，浦城县海溪也已到了敌人，人数不明。这样、就形成了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局面。为摆脱这种不利局面，我们决定向龙浦老根据地—毛祥转移。一面了解在敌人进攻面前根据地各阶层人员的动态，一面设法与刘、粟两首长取得联系。到达毛样岭头后，我们通过毛祥党支书杨斋南了解到，在敌人的上一次进攻中，党员群众都逃到山篷里，没有损失，只是破点财，但有个富农很坏，红军一来，那人可能会向敌人告密。
我们得知这一些状况后，便决定暂时在这一带活动几天，把敌人引向遂昌王村口。然后隐蔽撤向龙泉县的水塔、岱头，寻取机会，再通过龙浦公路，最后去浙南找刘、粟两首长。令人焦急的是，洪政委患病，不能随部队行动。经研究，决定由高信全(原龙浦县委书记)带一个班，保护政委在毛样一带隐蔽养病，我也随政委一起行动。其余部队由纵队长李重才和四支队长余龙贵率领去浙南。不幸，他们进到马迹坑宿营时，第二天一早遭到福建保安团的袭击。撤出战斗后，向龙浦公路方向转移，在浦城的庆元山、青草样之间，又陷入重围。李纵队长指挥部队坚守山头，一直打到黄昏，子弹全部打光了。在这严重时刻，们毫不畏惧，端起刺刀，冲进敌群。由于敌众我寡，李重才英勇牺牲。其余的几个(其中还有伤员)，带着一挺机枪，在曹景恒(大队政委)带领下，冲出重围，回到毛样岭与我们会合。
此时，敌人气焰嚣张，除继续采用移民并村、烧杀抢掠的老办法外，又发布了悬赏令，扬言“捉到一个红军赏五十元银元，缴到一支步枪赏三十元银元”等等。敌人还利用当地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带路搜山。时逢春季，青黄不接，老百姓自己都在向地主富农借粮掺着野菜吃，我们的粮食就更加困难了。为了保存力量，洪家云政委决定把队伍撤回闽北。
但又考虑到要保护当地党组织，便指派我和高信全、曹景恒等七、八个回毛样一带消灭敌人耳目，其中也包括毛样的那个反动富农。
洪政委带着十来个上路了。当走到浦城县党溪附近时，他派两个战士下山买粮食。不料，派去的两个战士被一富农派人抓捕，送到敌党溪据点。当晚，敌人袭击洪政委住处，洪政委和他的警卫员以及机枪手等四位不幸牺牲。事后，敌人还把这四位的尸体抬到党溪“示众”。
第二天早晨我们七、八个来找洪政委时，才从一个受伤幸存的嘴里得知此事。我们只得含着悲愤的眼泪离开。
当晚到达黄泥塘，去一户人家买饭吃。那房东要我们快走，说这里离党溪只二十里，前天已有两个被茶坪那里的人捉去，送到党溪，敌人给了一百元银洋的赏钱。我们见他很恐慌，便告诉他:“这个仇是要报的”。房东让我们吃了饭，依旧劝我们快走。这样，我们就又往山里钻。天亮时，看到一大片包萝山，还有一个包萝篷和一个包萝仓库，打开一看，好呀，半仓包萝。这真是喜出望外，大家高兴极了。都说，“天不饿死人呀!”于是我们就在附近住了下来。白天上山隐蔽，晚上回篷烧包萝吃，边吃边商议去闽北的事。我们当中只有高信全去过闽北，可他又反对去闽北。怎么办?我和曹景恒说:“他不去，我们自己找人带路。”晚上出发前，我又劝老高一起去，但他坚持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把他的枪拿下来。当晚我们到了黄沙，向一位地下党员了解敌情。他告诉我们:浦江公路上敌人警戒很严，不能通过，要去闽北也得过一段时间再说。我们只得再回包萝篷，另作打算。原想离队的高信全也身不由己地回到这里，又同我们会合。我们大家一起到毛样、兰花篷(这里是坑口老三的包萝山)，在那里等老三上篷来，要他转告毛样杨斋南搞点米来。当晚，老三与杨斋南及毛样另一个党员(姓邱)背来一百多斤米。我们与杨斋南等讨论了如何去闽北向组织汇报李、洪两牺牲及二纵队受挫折的情况，要求杨斋南等给我们带路。谁知高信全又一次提出要离队，杨斋南严肃地批评了他，他才不再说什么。
这是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的事。我们在包萝山住了十多天。后来与支队长余龙贵、大队长黄发田带领的十几个人会合在一起。一天早晨，哨兵报告:“坑口背后敌人碉堡烧着了。”
我们一致肯定是自己的队伍来了。到了十点多钟，毛样杨斋南又赶来说:“闽北广浦独立营叶营长带部队来了。”我们兴奋极了，立即下山与叶营长会合，并向他报告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当晚，部队在毛样宿营。叶营长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了一个团结会。最后，叶营长在会上说:“我们在闽北，从报纸上看到李、洪两牺牲的消息，省委派我们赶快来毛洋收容二纵，队的。现在你们二十几位要团结一致，完成你们纵队一长、政委未完成的任务。不要再吵了，谁是谁非，到闽北去解决。”
第二天，我们随广浦独立营向龙泉的高山、东坑桥一带活动，经过青草洋，准备到香头山(庙)去休息。部队向四方派出侦察员。九点多钟，庆元山方向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发现敌人一个连，正向番头山前进。叶营长命令各部队照计划进入阵地，准备伏击。正在这时，从我们来路方向返回的侦察员报告说，青草洋也来了部队，约一个连。叶营长叫侦察员通知大队长调一个排占领观音堂(小庙)准备阻击，同时叫司号员吹号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吹号回答:是挺进师师部。叶营长赶紧叫侦察员跑步去向师首长报告情况。这时，正面的伏击打响了，挺进师师部也吹起冲锋号，跑步前进，与独立营两路夹击，全歼敌福建保安团一个连，生俘敌排长以下官兵三十余人。
独立营与粟裕、许信馄等首长胜利会师。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当天下午特地派人去半岭(离庙上五里地)买回一口大肥猪。
粟司令员说:“我们从《东南日报》上看到二纵队与敌人战斗的消息，知道二纵队还在浙西南。”
次日，部队经溪头到达塘上宿营，独立营叶营长向粟司令员、许信馄等首长告别，率部回闽北去了。我们就随粟裕、许信馄首长回浙南。当时闽浙边临时省委活动在瑞(安)平(阳)地区。回忆这十三个月的战斗历程，有时简直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最后我们终于又有了光明的出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九三六年六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重建第二纵队，调赵春和任纵队长，张文碧任政委。同时调许信馄任浙西南特委书记。会议结束，二纵队在粟司令员率领下，回浙西南活动，主要任务是:打掉驻当地的反动地方武装和反动地主的土围子。部队到达浙西南后，首先拔了住溪敌人的据点，接着打开了浦城县白岩反动地主(伪保长)的土围子，并在毛样宣布恢复龙浦和龙遂两个县委。龙遂县委由曾友昔任书记，下设两个区委，由杨矮子担任住(住溪)碧(碧碧)区委书记，由刘继海任王村口区委书记;龙浦县委书记由我担任，下设两个区委，即大北区委和小北区委，曹景恒任小北区委书记，我兼任大北区委书记。
不久，二纵队在粟司令员领导下，完成了帮助浙西南特委拔掉当地反动地方武装据点的任务。根据当时闽浙边省委决定，二纵队留下一个大队(其实就是一个排)，组织肃反工作队，随特委机关行动，一配合开展地方工作;其他随粟司令员转战于宣平、武义、永康、给云一带，然后再转回闽浙边省委所在地。
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初，全国范围内反对内战，逼蒋抗日的浪潮日益高涨。在浙西南的正规军他调，留下的一些地方保安团、队，只能据守城池。这给了我们一个发展的机会。在此期间，我们不仅恢复巩固了龙浦、龙遂两县，而且江浦地区—浦城县的海溪至江山县的周村东坑一带的工作，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因此，特委决定成立江(山)浦(城)县委，调我任县委书记，肖国标为县委组织部长，调张麒麟接任我的龙浦县委书记职务。
这时，整个浙西南地区的大小村镇，大都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或者组织了贫农团，即使在有些单家独户的山篷里，也有地下党员。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敌人后来发动的，八个月(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九三七年九月)围剿”中，有了不可摧毁的基础。在敌人的残酷“围剿”中，龙浦县委书记张麒麟、龙遂县委书记曾友昔两以及曹景恒带着二纵队的一部分，从始至终坚持战斗在浦城毛祥、隘上、福青山(包括马迹在内)、浦城坑、杨梅滩、刘坑、西坑岭头、碧碧、叶岭头一带。广大党员、群众团结一致，在敌人严密封锁和搜查下，仍设法为县委和红军送粮、送盐，竭力保存了一部分红军力量。
这次敌人进攻是在“西安事变”之后。本来蒋介石在西安曾亲口答应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全国人民关于“立马停止进攻红军，联共抗日”的要求，谁知他被释放回到南京后，便翻脸不认账，更加凶恶地向人民反扑过来。我挺进师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也是他的一个进攻目标。敌人纠集了八个师的兵力，向我大举进攻。
闽浙临时省委根据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当时红军不到二千人，敌有八、九万)的情况，认为部队集中行动实属不利。决定除各地留下少数武装坚持打游击，配合基本地区进行持久顽强的斗争外，其余大部队都运动到敌人后侧、两翼，采取时而集中打击敌人，时而分散活动的办法，务使敌人企图消灭我军于闽浙边的计划完全归于失败。
一九三七年二月，敌开始进犯我浙西南地区。特委书记许信馄率领肃反工作队到松阳、小吉一带活动。春节那天遇敌进攻，当即与敌激战，由于敌众我寡，只好撤出战斗。敌以一个营的兵力，一直跟踪追击到江(山)浦(城)地区。当我肃反工作队进到洪岩顶宿营时，又遭尾随之敌夜袭，队伍被打成两路，一个班失去联络。之后，部队转移到大阳山。敌仍紧追不放，一直跟到江遂边境。我乃将计就计，向外出击，以拖走这股敌人，减轻根据地的压力。特委书记许信馄命江浦县委留下肖国标，就地收容失散人员，将来把他们带回到龙浦县委张麒麟那里去。要我随肃反工作队一起行动。
肃反工作队在向外出击的过程中，首途龙游、遂昌边境，奔袭汤溪塔石镇，然后转战于宣平、丽水、绪云等县。继而横渡贩江，向瑞(安)、平(阳)地区前进，在瑞安县的李山，与赵春和(后来带枪丢掉部队逃跑)、谢文清率领的二纵队会师。谢转达省委书记刘英的指示，要二纵队立即回浙西南，去扛山、衙州活动，打击牵制敌人，减轻浙南地区的压力。与此相适应，部队作了改编:原二纵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由谢文清率领在当地活动;另一部分和肃反工作队合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赵春和，政委由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馄兼任，杨干凡为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设两个大队，肃反工作队为第一大队，我为大队政委，原二纵队一部分为第二大队，曹景恒为第二大队政委。改编完毕后，第二天二纵队立即向浙西南挺进。那天在青田县桃垄附近宿营，次日上午，我们在行进途中与敌一个营遭遇。我虽占据有利地形，但兵力单薄，只得边打边撤，撤到青田县的徐村。在我方奋力抢占徐村对面的高岭时，许信馄和我先后受了伤。部队占领制高点后，敌人就不敢再追了，我方才得以从容地向瑞、景、青地区进发。因我双脚伤势较重，被留在叶山附近岭后村的程宝坑家里养伤。部队在纵队长赵春和等人率领下，继续向浙西南进发，去完成闽浙临时省委交给二纵队牵制敌人的任务。
我们部队走后不久，叶山一带的环境不断恶化。敌人到处搜山，乱捕群众，严刑逼供，追问红军去向。叶山有个员，几次被敌人抓去拷打逼供，向他追问红军情况，还抓他的儿子、媳妇进行拷打，但全家人始终坚强不屈。最后，他家被敌人抢劫一空。这位不但没有半句怨言，而且仍关心我们红军的生活和安全。后来敌人撤退了，我的伤口也痊愈了。老程到叶山找到这位党员，对他说:“现在红军的伤好了，只是没有吃的呀。”他马上答应说:“没有吃的怎么行，我家还有点番薯干，你带去吧。他的生活要照顾好，还要保障他的安全。”后来他还给我弄来毛竹。我用毛竹编了一些笠篷，叫老程拿出去换些米。
九月的一天，老程到岭后卖笠篷，见有一支红军路过，在李庄休息吃中饭，就急忙回家告诉我。我和老程赶到李庄一看，原来是范连辉和贵溪佬两带领的一支部队，真使我喜出望外。安排老程回家后，我就随范连辉一起行动了。不料，连续行军三天，我的伤口发炎了。领导上本想把我留在三溪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交给当地的党组织。但在敌人的进攻中，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和群众都逃到山上去了，无法将我交给可靠的人，加之情况有变，三溪已驻了敌军，部队不能渡江去浙南与省委会合，要另选渡口。在这种情况下，范连辉找我商量，要把我送到一个保长家中去。当晚，他找那个保长说:“我们有一个战士不能走了，交给你带回家去治疗，过几天我们会派人来接他走的。”那保长一口答应，表示保证安全，并写了保证书。那保长连夜把我背到他家里，还和他老大一起把我扶到楼上。他行动很谨慎，对我照顾得也不错。原来，这个保长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对他作过一些宣传教育。几天以后，我脚上的红肿消退了，他又把我转移到后山他侄儿家里，住了近一个月左右。同年十月，刘英派交通员把我接回省委去了。
后来知道，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馄也曾在叶山养过伤。他在敌人进玫时离开叶山，去浙西南找部队，一天在龙泉县的跳鱼坑休息，被岭根乡下笨村的一个反动富农发觉，带来敌军，不幸中弹牺牲。
二纵队离开叶山后，一路上也打得很艰苦。当部队进到庆元县和龙泉县交界的凤凰山(庙)宿营时，又遭尾随的敌军袭击，政委杨干凡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经过顽强战斗，二纵队终于突出重围，回到浙西南地区与张麒麟会合。随即又分开行动，张仍留在原地区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二纵队由赵春和、曹景恒率领，继续去江、衙地区活动。当部队进到江浦地区的洪岩顶、大阳山一带时，纵队长赵春和思想动摇，竟抛弃部队，只身带枪逃跑了。此事，一度造成部队思想混乱使部队遭受了较大的损失。曹景恒一人无法控制部队，只得派人向张麒麟报告。张闻讯后，立即冒险冲出敌人封锁线，赶到大阳山。经过张、曹两的说服教育，部队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多数表示要继续战斗下去。对少数经过教育仍坚持不干的，要他们交还武器，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其余跟着张、曹两回到毛样、西坑岭、刘坑、叶岭头一带分散活动，时而集中打击敌人，从始至终坚持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和谈达成协议后，才奉命回到浙南平阳北港集中。
浙西南特委和挺进师第二纵队，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浙西南广大群众一起，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为党和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扩大了根据地，在自己活动的地域内播下了大量革命种子，有力地配合各兄弟部队，粉碎了敌人连续八个月之久的凶残进攻，奠定了党在浙西南以至闽浙边今后斗争的良好基础。在斗争中，尽管也受到过多次挫折，经受了很难来想象的困难，但事实上，党领导的部队是打不垮的，是特别能战斗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我们二纵队在张麒麟、傅振军、曹景恒、曾友昔等率领下，开往平阳县北港、山门街一带集结待命。一九三八年三月，红军挺进师各部队，在粟裕率领下，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加入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的行列。从此，揭开了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