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曲阳县北岳庙内，矗立着两通刻有苏轼书法真迹的汉白玉石碑。碑文内容为苏轼的三首词作：《行香子·述怀》《临江仙·惠州改前韵》《满庭芳·归去来兮》。两通石碑各高1.4米，宽0.65米，书法笔力遒劲，正经俊美，笔底生花，可谓传世佳作，极具研讨价值。
苏轼，北宋闻名文学家、书法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珍藏在曲阳北岳庙内的苏轼三首词书法真迹碑文，尤其是《行香子·述怀》碑文，见证了一代文豪与定州的不解之缘。
始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的曲阳北岳庙，是历代封建帝王祭祀北岳恒山的场所，1982年发布为全国重点文物维护单位。庙内古建筑规模宏大、碑碣树立、石雕荟萃，以古建筑、碑碣雕琢、岩画“三绝” 闻名遐迩。
碑碣石刻，是曲阳北岳庙中引人瞩目的一个大项。所藏200多块碑、碣、经幢，年代早至南北朝、唐、五代、宋、金、元、明，晚至清和民国，跨过1500多年。碑文内容大多是历代祭祀北岳之神的祭文，重修北岳庙记，以及文人墨客的诗、词、赋等，可谓一座书法艺术宝库。在碑文展区西侧回廊下，刻有苏轼手书三首词真迹的石碑面东并立，左边为《行香子·述怀》，右侧为《临江仙·惠州改前韵》《满庭芳·归去来兮》刻在两碑反面。据记载，这三首词皆为苏轼任职定州时所作并书。
两通石碑，虽许多笔画已斑斓掉落，但笔迹仍模糊可辨。古今对照，两通碑文可谓苏轼三首词的原始版别。例如，碑文上的《行香子·述怀》为：“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非常。空名浮利，休苦费神。似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单纯。何时归去，作个闲人。背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与现在盛行版别有三处不同：“休苦费神”的“休”字今本皆作“虚”；“似隙中驹”的“似”，今本皆作“叹”；“背一张琴”的“背”，今本皆作“对”。三首词中《行香子·述怀》撒播最广，也与定州的根由最深。据记载，此篇是苏轼旅游曲阳城西名胜济渎岩（又叫“水窦岩”）后所作。当年的济渎岩，“溪水潺潺，碧波荡漾，桃红柳绿，飞鸟和鸣，一片清幽佳境”。面临这一奇景，东坡居士联想到自己的境况，挥笔写下这首《行香子·述怀》。他还为济渎岩题写了“浮休”二字。现在，此二字仍镌刻在左边山峰顶部，字大盈尺，字形洒脱活脱。应该说，苏轼这首词既有人生苦短、知音难觅的慨叹，又有脱节尘俗困扰的志愿，更有“且陶陶、乐尽单纯”的旷达——仅此一点，足令大都世人望尘莫及。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慰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耕耘、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衔，出任定州知州。在其六十多年的人生中，他曾曲折游历过我国三十多个州县。有史学家戏称苏轼的职业生涯“不是在外地当官，就是在被贬外地的路上”。尽管，他在定州仅仅逗留数月，却成为当地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时，北宋正处于所谓“百年无事”的“盛世”。苏轼却真知灼见地提出“全国虽平，不敢忘战”的建议。他以为假如“知安而不知危……其患不小于今，将见于改日”。宋代定州地域相当于今日保定大部和石家庄衡水一部，北部到海河、霸州一线，西部到太行山雁门关一线。因其北邻契丹为宋边境之重镇，河朔之咽喉，宋辽之战场，归于朝廷重臣驻扎之地。苏轼担任定州知州后，首要观察军情了解民意。他发现定州“军政少驰，将骄卒惰”；官吏贪婪克扣军饷，放债取息；战士偷盗，喝酒赌博；营房失修，不避风雨；战士日子贫穷，十有七八一丝不挂，因啼饥号寒，日有流亡。苏轼首要拟定军事法则，严惩贪官蠹役；根绝放债取息，喝酒赌博。一起，又修补营房，改进武士家族日子窘境。他还亲身指挥戎行步行拉练，举办实战演习。整整一个冬天，军容大振，战斗力大幅度的提高。观察边防时，苏轼称誉民间自卫安排的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民间大地藏有群英”，便向上写了《增修弓箭社》奏章，提议“不管家业高低每户出一人，推选家资武艺拔尖者为头目。自立赏罚，严于官府；带弓而锄，带剑而樵，一面耕耘，一面边备。实施分番巡查，遇有紧急事，就伐鼓调集”。哲宗皇帝准了他的奏章，并在边境州县推广。
苏轼居官定州时，在居处后花园偶得一石，黑质白脉中涵水纹，展现出一幅若有若无的山水画卷，犹如石间奔腾、百泉涓涌、浪花飞溅。苏轼将其定名为“雪浪石”，并从曲阳运来汉白玉石，琢芙蓉盆将石放入盆中，还专修雪浪亭维护。那时，苏轼正忙于军事收拾。在他眼里，出于太行的雪浪石，正是与敌人激战的“飞石”——“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全国脊，半掩落日先傍晚。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千峰石卷矗牙帐，崩崖断凿开土门。竭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宏伟强健、沉郁顿挫的诗歌，既表达了驻扎定州备边抗敌的大志，又以雪浪石僵卧枯榆树根旁，寄寓报国不得的悲慨。
曲阳北岳庙院内，还展出一块苏轼手书《中山松醪赋》碑文。这篇赋文与书法相得益彰，可谓“文翰双绝”。书法用笔淳厚遒劲，丰腴妍丽。结体长短交织又纵横抑挫，带着“左倾”的姿势，是苏轼晚年书风和笔意的代表。他继承魏晋翰墨韵致，跨过唐代法度捆绑，引领宋代尚意书风，凛然列于宋四家之首。“中山松醪”为酒名，赋亦为咏酒之作。苏轼终其一生好酒，自己也说“不可一日无此君”。任定州知州期间，他改进当地酿酒工艺，以黍米、麦子、松节为质料，以黑龙泉为水源，酿制成强身健体、甜中微苦的美酒，取名“中山松醪酒”，有“一口品三酒 （米酒、药酒、白酒），五味（醇味、松香味、蜜味、酸味、苦味）归一盅”的美誉。《中山松醪赋》所谓的“味甘余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颇有一种为自己得意之作代言的感觉。
在定州，苏轼还留下了自创的美食。听说，苏轼就任前，定州周边一些县城夏日遭受干旱，秋季又遇洪涝。他就任后，不只向上奏请拨款救助大众，还亲身带领属下带着粮食、肉类赴灾区赈济。可是，哀鸿许多、肉食缺少的问题，让他非常忧愁。一天，他望着巨大的煮肉锅，遽然想出一个方法。他让手下在肉汤中参加少量碎肉，混以当地出产的荞麦面，通过熬煮，制成块状，分发给哀鸿。这样一来，有限的肉食分发给了更多哀鸿，在赈灾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效果，制造的进程也随之撒播开来。后来，人们将这种食物取名为“焖子”，成为定州最有名的小吃之一。
在任期间，苏轼看到许多当地地形低洼，沼地片片，所以想到盛产水稻的四川眉山，决议来个“南稻北移”——他责成专人到南边运来稻种，并亲身向农人教授水稻的插秧、培养和办理技能，使旧日的荒野水滩变成一块块稻禾竞秀的水田。那一年，千顷稻田大获丰盈，产米颇丰。他还将农人插秧时唱的歌谣稍加收拾，定名为“插秧歌”。由“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田千里尽秧歌”的词句，足可见当年插秧歌在定州一带的盛行。插秧歌本来仅仅一种民间歌舞，后来发展为有人物、有情节的当地戏剧——定州秧歌戏。
元祐九年（1094年）年四月，苏轼被贬官到更偏僻的惠州、儋州。尽管，在定州半年多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时间，先后遭受官场失落、爱妻离世等一系列冲击。可是，这也是他最为充分的一段韶光。在定州，他的许多政治志向得以完成，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