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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古城西安的一个工地上，遽然传出一个惊人的音讯：民工从地下挖出了一块共同的石碑。

  碑额上刻着“大秦景教盛行我国碑”九个夺目大字，周围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

  此事颤动了朝廷。通过一群学识深沉的文士们讲究，才揭开了这个石碑尘封的身世。

  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秦（我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号）布道士阿罗本来到长安，拜谒唐太宗，遭到礼遇。

  随即，唐太宗准其布道，在京城长安的义宁坊修建波斯经教寺（后来改名为大秦寺），宣讲教义。

  聂斯脱里（Nestorius）是叙利亚人，曾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因持异见，而被排挤。

  随后，他的追随者在波斯（今伊朗一带），成立了一个教派—聂斯脱里教派，也被称为东方亚述教会。

  由于遭到唐太宗的高标准礼遇，阿罗本传达的经教就具有了很高的位置。加之遭到唐朝历代皇帝的注重，因此在唐朝较为昌盛。

  唐朝建中二年（781年），教徒信众们在长安的大秦寺立《大秦景教盛行我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碑铭记叙了自唐贞观九年至此期间，在我国的撒播状况及教义教规。

  碑铭内容由大秦寺和尚、波斯人景净撰稿，再由其时的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从军吕秀岩书写，然后由工匠镌刻上去。

  由于这个教派的创始人聂斯脱里（Nestorius）是叙利亚人，因此碑铭中夹杂着一般我国人看不懂的叙利亚文。

  碑铭中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也即，这个脱胎于基督教、创立于波斯的宗教门户，被唐朝人称为“景教”。

  约六十年后，公元840年，李炎继位为帝，即武宗。他有志于励精图治，削弱宦官、藩镇和僧侣地主的实力。

  武宗笃信我国本乡的道教，而其时释教盛行，全国寺院很多，具有大片土地和僧众。

  所以，武宗下诏拆毁全国的梵宇，没收其土地，命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出家。由此，扩展了中央政府的税源和兵员。这也便是我国历史上闻名的“唐武宗灭佛”事情。

  它在地下沉睡了约近八百年后，至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被偶尔出土，重现天日。

  “景教碑”出土的音讯传开之后，其时在我国的一些西方布道士非常振奋，如获至珍。

  由于，景教是最早传入我国的基督教派，“景教碑”则是这个史实的最早见证物，且具有唯一性。由此它被认为是基督教布道史上最重要的石质文献之一，被基督教人士视为崇高之碑。

  其时，在我国的一些西方布道士预备把此碑作为重要礼物，运送到罗马教廷所在地、教宗国的中心梵蒂冈。

  由于此碑巨大厚重，不便于运送，所以它们竟想把它分割成三块运送。可是终究未能得逞。

  此事很快在西方引起了颤动。一些欧洲学者大造舆论，呼吁将“景教碑”运往欧洲保管。

  到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荷尔姆（Fritz Halms）来到西安，妄图以三千两银子买下此碑，运往欧洲。

  当地官府和民众获悉后，进行了阻挠。终究荷尔姆抛弃了原计划，但得以仿制一通石碑，运回了欧洲。

  现在的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朝鲜金刚山长安寺以及梵蒂冈的“景教碑”，都是以此碑仿制。

  其时清廷官员逐步认识到此碑的共同价值之后，陕西巡抚曹鸿勋命令将其搬运至西安碑林保管。

  西安碑林积累收藏着一批历代碑石、石刻造像艺术品。“景教碑”入藏此处，算是找到了安身之所。

  然后，在西安碑林甚至我国很多的现存石刻艺术品中，“景教碑”可以说是世界知名度最高的。

  2002年，它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制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也即跻身于“国宝级”文物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