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拿手楷书、行书、草书和隶书等书体的大书法家，与黄庭坚、米芾（即米黻）、蔡襄合称“宋四家”，代表了宋代书法的最高成果。
苏轼有杰出的天分和丰盛的功底，并以诗的方式来论述书法的精华和理论。元祐六年（1091），他任颍州太守时创造的《六观堂白叟草书》诗，往往被一般读者所忽视，而在书法界，则被誉为苏轼“论书法诗”的十首代表作之一。
这十首论书法诗分别是：《石苍舒醉墨堂》《柳氏二外甥求笔迹》《题王逸少帖》《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六观堂白叟草书》《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其一》《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其二》《观子玉郎中草圣》《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子由论书》。
苏轼书法理念的中心是“崇尚意趣”，而这一理念在上述的“论书法”诗中皆有表现。如“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和子由论书》）、“落笔已唤周越奴，苍鼠奋髯饮松腴”（《六观堂白叟草书诗》）等诗句，均是苏轼“崇尚意趣”书法理论和实践的诗意表达和鲜明特征，及寻求意境意趣和洒脱豪放特性在艺术范畴的精彩开放。
苏轼《六观堂白叟草书诗》，创造于元祐六年（1091）九月，是他在颍州任太守时的重要诗词著作之一。“六观堂”在杭州木子巷桥北千顷广化院内，吴越王所建。六观堂白叟，俗姓朱氏，僧名了性，号垂慈白叟，余杭（今杭州市余杭区）人。他精于医药，常常为大众看病，且医效明显，是杭州闻名的僧医。他擅于书法，尤善草书，是苏轼在元祐四年三月至六年三月（1088－1091）知杭州间所结交的僧友之一。苏轼作为文学家、书法家，亦懂医道，谙佛道，两人有着共同语言，切磋琢磨，交游甚密。苏轼对僧了性的草书较为赏识，或保藏有僧了性的草书著作，留下了杰出的深刻印象。苏轼在颍州太守任的政务之余，在着意研讨草书。如描摹颜真卿的草书名作《争座位帖》（《论坐帖》），“簿书之暇，每沐浴焚香，巨细曾临数十卷。”这一时期，苏轼对僧了性草书的“尚意”风格也极为垂青和推重，因此在颍州创造了《六观堂白叟草书》一诗。全文如下：
物生有象象乃滋，梦境无根成斯须。方其梦时了非无，空想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电已徂，此灭灭尽乃真吾。云如死灰实不枯，随俗应酬三昧俱。化身为医忘其躯，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苍鼠奋髯饮松腴，剡藤玉版开雪肤。游龙天飞万人呼，莫作羞涩羊氏姝。
苏轼在该诗自注：“六观，取《金刚经》梦、幻等六物也。白叟，僧了性，精于医而善草书，着笔有远韵，而人莫知贵，故作此诗。”
释教把人世间的悉数事物比喻为梦、幻、泡、影、露、电，称“六观”（六如）。取自《金刚经·应化非真分》“六物”即：“悉数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苏轼《六观堂白叟草书》诗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讲“六观”的由来、存在方式和佛理。苏轼守杭时，曾于元祐五年（1090）二月为僧了性作《六观堂赞》，在赞中用了六个“我观众生”的排比句式，浅显易懂地阐释了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六观”。《六观堂赞》与《六观堂白叟草书》在对“六观”的论述上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络。
苏轼在《六观堂白叟草书》诗中所表现的书法“尚意”理念的要点，是在诗的后半部分，苏轼高度点评了和尚了性（六观堂白叟）的草书“着笔有远韵。”苏轼上述自注中有“而人莫知贵，故作此诗”，现已阐清楚创造此诗的理由。详细而言，六观堂白叟虽为僧侣，却如普渡众生的佛、菩萨的化身，“化身为医忘其躯，草书非学聊自娱。”僧了性没有名利意图，而是用医术服务众生，用书法艺术聊以自娱。苏轼好像不喜欢宋初书法家周越的书法，他在言辞中屡次提及，如尝《跋怀素帖》云：“书极欠安，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紧接着的“落笔已唤周越奴”一句，是对僧了性草书水平的赞语，一落笔即分好坏，周越的书法与僧了性的书法比较，周越则有如奴才之属。“苍鼠奋髯饮松腴，剡藤玉版开雪肤。游龙天飞万人呼，莫作羞涩羊氏姝。”这几句，描绘了草书大师僧了性用鼠须毛笔，饱蘸着松烟墨，在用古藤制作的洁白色“玉版”纸上挥毫书写，其书法笔势迅疾宛如游龙，强健生动，笔触变幻有致，笔划流通到位。绝没有晋宋间书法家羊欣书法的涩滞不畅之感。
苏轼“莫作羞涩羊氏姝”句中的“羊氏姝”，是典故的化用。羊氏，即羊欣（370－442），晋宋时书法家王献之的外甥，他跟从王献之学书法，隶、行、草书都很不错，名重其时，但与王献之书比较，距离仍是很大。梁武帝点评羊欣书法的话最为精彩，他说：“羊欣书如我们婢（侍女）为夫人（主妇），虽处其位，而举动羞涩，终不似真。”（李裕康《苏轼论书选注》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羊欣书法如“婢作夫人”，没有我们风姿。后因以嘲笑刻意模仿，描述气量短促而不得神似为“婢作夫人”。这或许便是苏轼不喜欢羊欣书法的原因之一。
苏轼在颍州《六观堂白叟草书》一诗所包含的书法“尚意”理念，也深深地滋润于他在颍州的书法创造实践中，把书法艺术作为适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法，不计工拙，唯在自在挥洒。如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挚友刘季孙（刘景文）从外地来访，他们畅饮多日，苏轼在一次酒后创造了草书《醉翁亭记》，无意间交融了正楷、行书、草书等书体的元素，其笔法豪放豪放，笔势春蚓秋蛇，神韵潇洒，可谓“尚意”书法的模范之作。清初诗人、书画家、保藏鉴赏家、刘体仁（1617－1676），颍州人。家藏有苏轼草书《醉翁亭记》摹本，对草书《醉翁亭记》的真实性持以必定欣赏的情绪。他有一段话清楚地勾勒出了苏轼“崇尚意趣”的鲜明特征：“坡公尝抄书，一书每为一体，则忽作颠张醉素，何可遽谓（遽，jù巨音，本意是送信的快马或快车，引申为立刻，立刻）必无！其字划轻重纷歧，重则棱角阴森，又颜法也。”（刘体仁撰、王秋生点校《七颂堂集》黄山书社2008年4月第1版）。
总归，苏轼作于颍州的《六观堂白叟草书》，是一首崇尚书法“意趣”的重要著作之一，在其悉数“论书法诗”中占有必定的位置，谱写了阜阳书法史上的光辉华章，值得注重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