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一百年,文章体裁仍沿用五代遗习,骈辞骊句,论卑气弱,而“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风行。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文章却以雄健奇崛见长,他的后继者如皇甫湜、孙樵等又逐渐展开了他致使流弊于北宋。欧阳修掀起政坛的革新,而文风革新是首要寻觅的突破口。他非常注重奖掖后进,培养人才,这时王安石、曾巩、三苏父子等得以锋芒毕露。据《三苏年谱》记载:嘉祐二年正月六日,认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脩知贡举,以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公仪)、翰林学士王珪(禹玉)、集贤殿修撰范镇(景仁)、知制诰韩绛(子华)等四人同权知礼部贡举。欧阳又举辟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圣俞)等为编列详定等官,同入试院。
《三苏年谱》记载:“轼辙应省试,苏轼使撰《刑赏忠厚之至论》所用藻饰,一反险怪奇涩之太学体,梅尧臣得之以薦,欧阳修喜置第二。省试时并作雜策五首,诗一首,辙同中第。”《苏东坡文集》卷四十九《谢梅龙图启》。梅挚也是苏东坡的省考官之一。梅挚《宋史》卷二九八有传,字公仪,(995～1059)年,成都新繁(今四川新都)人。仁宗天圣间进士,授大理评事。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宋史新编》卷九二)。庆历四年(1044),擢殿中侍御史。五年,为言事御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记载。梅挚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权判大理寺,迁户部副使。七年,降知海州,徙姑苏。皇祐三年(1051),擢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同上书卷一七0)。嘉祐二年(1057)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改杭州。累迁右谏议大夫。三年,徙江宁府。四年,知河中府,卒(《干道临安志》卷三),年六十五。梅挚诗,今存《梅谏议集》一卷,见《两宋名贤小集》,今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蓝本,参校清嘉庆六年刊《广西通志》,《全蜀艺文志》、《吴郡志》等书中辑得集外诗三十二首。
苏轼进士(榜眼)及第,依例别离致书谢各试官,所以写下《谢欧阳内翰书》与《谢梅龙图书》等文章。
苏轼《谢欧阳内翰书》:“右轼启: 窃以全国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式微,习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嗟叹,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全国,晓谕厥旨。所以招来雄俊魁伟、宽厚刚正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 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皇帝之心,意图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薪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长远; 小者转相模写,声称古文。纷繁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拾掇先王之遗文,全国之所待以醒悟学者; 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全国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不才,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就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料执事擢为第二。惟其素所积蓄,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正人之谈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 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劣势,与来宾之末,使其戋戋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轼谨启。”
欧阳修接到苏轼的谢启,拿给梅尧臣看,慨然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一日,与儿子欧阳奕论文,提到苏轼,欧阳脩叹道:“你们记住,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苏轼《谢梅龙图书》:轼闻古之正人,欲知是人也,则观之以言。言之不足以尽也,则使之赋诗以观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间,而其应若影响符节之密。夫以终身之事而决于一诗,岂其诚发于中而不能以自蔽邪?《传》曰:“登高能赋,可认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简且约也。后之世习俗薄恶,惭不可信。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知诗赋之不足以决其终身也,故试之论以观其所所以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而诗赋者,或以穷其所不能,策论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辄以摈落,后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详且难也。夫惟简且约,故全国之士皆憨厚而忠厚;详且难,故全国之士踏实而矫激。伏惟龙图执事,骨鲠大臣,朝之元老。忧恤全国,慨然有复古之心。亲较多士,存其大体。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慌乱打乱、偶得偶失之叹。故正人认为近古。轼善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苏轼称考试办法:“简且约,故全国之士皆憨厚而忠厚;详且难,故全国之士踏实矫激。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一日之间,苍皇打乱、偶得偶失之叹。”文章中论说古人看人是观其言,苏东坡论说不只观其言,更观其行。诗赋观其志,策论观其才。梅龙图为国推荐人才,公正无私,是苏轼的走运。
梅挚跻身宦途,为官三十二年,清正廉明,政绩卓著。《宋史梅挚传》谈论他:“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绩如其为人。平居未尝问生业,喜为诗,多警句。有奏议四十余篇。”梅挚酷爱家园故乡,为成都新繁留下诗歌:
《五瘴说》:“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罢了!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梅挚憎恶封建官吏的贪污腐化,苛捐杂税,腐化堕落。他在昭州写下此《五瘴说》,任职期间,清除当地弊政,关心民瘼,伸张正义。被老百姓称为“彼苍”,很快广为流传,昭州民众为他建了一座“梅公亭”,并把《十爱诗》和《五瘴说》刻在石壁上,以此表达对梅挚的敬重。新繁东湖公园的李德裕石像后边刻梅挚《五瘴说》。据说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新繁人严渭春任广西巡抚,巡访桂林时,在龙隐崖看到梅挚的《五瘴说》石刻,回到新繁后提起这事,新繁人吕子丹在贵州罗斛当官就任后,遂派人前往广西拓制梅挚的《五瘴说》,光绪三年(1877年),吕子丹回来新繁把《五瘴说》的拓片赠送龙藏寺方丈雪堂和尚,光绪六年(1880年)雪堂方丈请工匠将梅挚的《五瘴说》刻于龙藏寺碑林,光绪十年(1884年)新都知县段莹将梅挚《五瘴说》刻在新繁东湖公园内。1963年郭沫若游桂林,登榕树楼,特为梅挚《五瘴说》吟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
南宋建炎年间,新繁知县沈居中在东湖之南建三贤堂、绘三贤像留念村夫梅挚和有功劳于新繁的唐、宋县官李德裕和王益。清代乾隆、嘉庆和同治年间,三贤堂又进行了重修和维修。曾刻有梅挚《五瘴说》的石碑屹立于新繁东湖之滨,梅挚的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之名流传后世。
(图文修改:眉山唐驳虎,相片供给:冯文江。注:以上内容信息没有通过答应不得转载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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