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入印之先例，应归于元代的“花押印”。不过，草书入印有难度。由于“刀”究竟不是笔，“石”也不是纸，“硬碰硬”是很难表现出草书绵绵活动、一落千丈那种美感来的。但若刻得好，则会给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感觉。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草书入印探究的书法家钟国友，每有得意之作，他必会发交际渠道，或独自发我，邀我等共赏，回绝“点赞”只求定见。起先，我不以为然，只当其一时鼓起自娱自乐算了，“嬉闹”几日也就“消停”了。可没承想，几年下来，他简直每天都有新作面世，至今已逾千方之多，且风格相貌日趋成型，尤其是字法、刀法、规矩独具匠心，不得不令人注重。像钟国友这样以草书为首要入印文字进行篆刻创造，并创造出大批印作者实不多见，当属“特别”。
书有百家，印亦有百像，其气生焉。钟国友是我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看着眼前这批特性明显、极具辨识度的草书印，是国友饯别“印从书法出，以刀传笔意”的创造作用，也是正确了解“印从书法出，以刀传笔意”的有力佐证。邓石如作为“印从书出”印学理念实践者，将印式研讨自元迄明的“印中求印”推进到“印从书出”，改变了“印中求印”中“以刀法传古人之笔法”的形式为“以刀法传自己篆、隶书风”的实践状况，从印式范畴大将“刀法”研讨推进到“字法”研讨范畴，他的印学理念后来开展成赵之谦“印外求印”，又将“入印文字”进一步扩展，从而带来了晚清篆刻艺术百家争鸣的创造年代。
钟国友是走运的，也正处于这样一个文艺“百家争鸣”的年代，艺术家的心灵是自在的，挑选是多元的……国友最早跟姑苏名家张士东先生学书法，一手流通潇洒的草书和隶书是他的“当家菜”，所以其潜意识里深信“印从书出”。在他看来，印之变法或立异，无论是表现方法仍是风格相貌不能脱离对书法的了解与掌控，但印章又有自己的共同东西和艺术言语，需求“刀”与“笔”的天然转化和交融，用今世印学我们徐正濓先生的话来说那便是：“似曾相识，不可名状”。
全体来看，他草书印的草书纯度并不是“99k”的：以草书为主，兼融隶书、行书、楷书、汉简等，诸体汇于方寸间，力求刀、石、书三味交映，乍看似曾违反常律，细看却是气象万千：取篆刻之气，呈图画之美，现版画之韵，既给人以激烈的生疏感，又不使观者有违和感。众所周知，篆书笔画多“繁”而“连”，草书笔画多“简”而“散”，故草书入印最忌四分五裂和印面过于空泛。而钟国友草书印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实“简”似“繁”，实“散”似“连”。这得益于其独出机杼的处理方法。审视其印，往往依据印面构成和规矩需求，对文字笔画作或简或繁、或并或增、或直或曲的“加工”，使之呈大开大合、疏密悬殊之势。这些看似违反常理的特别著作，有时真的让观者“脑洞大开”。
有人称钟国友为“快刀手”，实非虚言。我曾多次观他现场操刀急就，只见其确认印文后略作构思，便将印稿直接书于石上，不加润饰不作仿照，奏刀时以冲为主，冲切并用，削切兼施，嘎嘎作响，心随刀走，不拘墨稿，见机行事，因势取舍，寻求翰墨与刀石随意生发之天然作用，往往有意外之得，其不少佳作如《云门烟石》《梧桐秋雨》《浙江红船》《无意乃佳》等，便是这种无心之作。
据我所知，很多人对钟国友倾情草书印不解，乃至以为他这是“吃力不讨好”“自寻烦恼”“搞不好功败垂成”。现实也是如此。凭其一手传统的篆刻功夫，不要说在浙江，哪怕走出浙江也彻底站得住脚，底子无需冒此危险。
这就不得不从钟国友的阅历和才思说起。他不只当过兵，还上过老山前哨，转业后就一直在金融机构作业。工余除刻印、写字外，对声乐亦情有独钟，并天分极佳，未入书院之年，就已能靠听播送完好背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曲目，无论是身处“庙堂高台”，仍是公园草台，抑或是立交桥下，都毫不介意，兴之所至便运声开唱，乐在其中。他那一曲纯粹的意大利美声《我的太阳》不只引得很多“钟粉”，就连专业歌唱家闻之亦顿感重量。他曾远赴北京，专门访问有“我国榜首男高音”之誉的歌剧之王帕瓦罗蒂亚洲仅有弟子戴玉强先生，听了他的试唱，戴教师当即决议约请其参与《戴你歌唱》网络教育渠道，在揭露慕课中担纲范唱嘉宾，待他一首《祖国慈祥的母亲》唱毕，戴教师毫不小气地给予其“非专业范畴的专业歌手”这一高度评价。我想，钟国友对音乐的“玩票”除了兴趣爱好使然外，也许是“心怀叵测”的。究竟在音乐练习中得到的乐感，不是一切篆刻家都具有的。共同的乐感，不只使他的草书胜人一筹，并且关于他刻出草书那绵绵活动的特别美感也大有裨益。故他的草书印不是刻出来的，更像是“唱”出来的……
（作者系我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我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